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岳飞和郭子仪都是保卫国家的名将,为何两人的结局如此不相同?

趣历史 历史 2020年08月20日

 历史朝代的兴衰与更替,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,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,接下来趣历史小编带您走进岳飞的故事。

  岳飞之死,源于他与统治阶级的利益背道而驰。

  政治智慧、明哲保身、中庸之道,这些字眼在我们的文化中,貌似是聪明、机智的代名词;反之,那些无视潜规则,曾经、或者尝试违背大多数人意愿的人,即使历史证明了他的正确性,但在当时,他往往会被视为特立独行的另类,甚至被冠以“缺乏政治智慧”之类的帽子,饱受打击、拆台乃至人道毁灭。

  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的民族英雄岳飞,时至今日,仍有不少人嘲笑他政治水平低下、只知做事却不识大体,风波亭之死是他咎由自取。

  对于生成这种逻辑的氛围,柏杨先生曾给出过一个辛辣的描绘:酱缸文化。在他看来,任何文化都像一条大河,一旦时间过久,失去了自我更新能力后,那些负面阴暗的东西就开始沉淀在河底,久而久之,“变成一潭死水,愈沉愈多,愈久愈腐,就成了一个酱缸,一个污泥坑,发酸发臭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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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身处在这样一个大酱缸中,人们会丧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,缺乏道德的勇气,没有是非曲直,没有对错黑白,万事只看是否对自己有利,逐渐变得自私、猜忌,互相倾轧、绝不合作。

  这些观点也许有些偏激,但用来形容岳飞的境遇最合适不过。岳飞之所以被杀,是这种酱缸文化的生动体现。有点观点认为,是他“直捣黄龙、迎回二圣”的雄心壮志,无视现成的皇帝宋高宗,才招来了杀身之祸。然而实际上并不是这么简单,岳飞违背的不是皇帝一个人的意愿,而是当时统治阶层整体诉求的压力。

  宋朝与之前的大一统王朝有个最明显的区别:

  秦汉、隋唐建立后,被君臣们视为当务之急的,无一例外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;打压外敌,被中原王朝视作巩固统治统治的基本前提。西汉立国之初虽力量有限,但仍在忍辱负重数十年后奋起反击,通过上百年的鏖战彻底击溃了敌人。因此,匈奴、突厥虽一度空前强大,但“不幸”面临了秦汉、隋唐,最终灰溜溜的败下阵来,一部分融入中原、一部分被迫迁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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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宋朝建立之初,也曾进行过这方面的尝试,但在受挫后不得不通过澶渊之盟达成了暂时的和平。这与西汉初年的白登之围、唐朝初期的便桥之盟颇有几分相似。

  但相似的开头,不代表相同的结局。

  汉唐的委曲求全,是为了积攒力量,将来百倍奉还给敌人;其后汉唐君臣励精图治,文治武功齐头并进,在强盛的国力、军力的支持下,汉朝让匈奴人哀歌“失我焉支山,令我妇女无颜色。失我祁连山,使我六畜不蕃息”;唐朝一战灭敌国,曾经不可一世的东突厥颉利可汗被活捉带到长安、数年后郁郁而终。

  当然,战争不是目的,而是拓宽政权生存空间、维护中原文明体系、明确藩属地位的必要手段。

  而宋朝则走向了另一条路。在以缴纳岁币、结为兄弟之国为代价换来和平后,宋朝统治者为了避免重蹈前代军阀割据的覆辙,推行了重文轻武、重内轻外的基本国策,“与士大夫共天下”,中原的经济和秩序确实是逐渐恢复了,但尚武的精神、强大的军力也随之被弃。

  不过因此就说宋朝皇帝没有进取心,那是不公平的。宋神宗在位时,曾经立志振兴中原,收付燕云十六州失地,一洗祖宗的前耻,因此他不惜力排众议,启用了王安石推行一揽子强国强军变法。

  但改革就意味着利益重新分配,强军就会带来权力分给军人,结果就是唱反调的比办事的多,改革变成了四不像。永乐之役,20多万宋军灰飞烟灭,宋神宗临朝痛哭,几乎等同宣告了变法的失败。几年后,宋神宗和王安石相继去世,北宋的命运几乎被注定。

  而到了岳飞的时代,南宋君臣在金军铁骑的驱赶下,惶惶不可终日般逃到江南;而在敌人的咄咄进逼之下,宋军几乎连续失败了十余年,偏安一隅看起来都似乎成了奢望。直至在一众武将以及军民的拼死抵抗下,陆续取得了刘錡顺昌大捷、牛皋京西之胜、岳飞郾城大捷等一些列难得的胜利后,金军遭受重大挫折,占据中原的信心一度被动摇,“虏人经此大败,方有怯中国之意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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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用我们如今事后诸葛亮的视角来看,若当时南宋上下一心,趁着金军立足未稳、统治未定,围绕着收复中原的目标而努力,岳飞的豪言并非触不可及。

  但是,打仗就意味着源源不断的花钱,掌握着经济命脉的地主阶级们自然不愿意割自己的肉;朝廷围绕着战争运转,意味着军人们的地位在这个过程中会空前提高,改变以往文官们在朝廷呼风唤雨的格局;如果收复了中原,重建工作又将需要一大批真金白银的花费,这笔钱谁出?

  与其压上老本,冒着权利被分割的风险,不如维持现状,保证现有的利益。掌握着南宋话语权的文官们,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,默契的支持宋高宗偏安一隅。而岳飞等人的胜利,则成了用来谈判的砝码。

  因此,岳飞之所以被杀,不是因为他没有政治智慧,关键在于他的民族心、爱国心,在致力于维持现状、保证利益的士大夫阶层看来,是破坏和谐局面的害群之马。因此,联手做掉他就成了最佳的方案。

  而郭子仪面临的则是另一种情况:仅仅是功高震主而已。

  郭子仪被称为大唐中兴名将,有再造大唐之功。他先担纲主力平定安史之乱,其后又平定河中兵变,驱逐吐蕃、收复长安,后来多次击败吐蕃、党项的入侵。

 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,他从事的“工作”,是符合唐朝廷上下利益的。他的问题就在于功劳过大、爵位过高,自然会引起皇帝的忌惮、其他大臣的嫉妒。

  而郭子仪的对策也很简单:认怂、低调。宦官鱼朝恩挖了郭子仪父亲的坟墓,他不仅不记恨,反而与对方坦诚相见、毫无保留;平日里大开大门,任由人出入;毫无高官架子,老婆女儿洗头,也吆喝他递毛巾倒水;极端听话,皇帝一声令下,郭子仪可以丢下所有事立即报到。

  但即使是这样,唐德宗即位后。郭子仪仍旧被剥夺了实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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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说,岳飞和郭子仪,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情况。前者的“原罪”是违背了统治阶层的利益诉求,所以只有死路一条;后者与统治阶层利益一致,但面临着封建时代能臣的普遍难题:功高震主。

  因此,郭子仪凭借高超的“政治智慧、明哲保身”,幸运躲过了一死;但若岳飞也同样明哲保身的话,意味着他要放弃自己收复中原的大志,安安心心做一个统治阶级希望的“听话爪牙”,甚至还能分得一些利益。

  如此一来,他也许会保住命,但南宋将会少了一个胸怀梦想的英雄,多了一个听话的武将,仅此而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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